清朝究竟有多少名叫“存仁”者，限于当时缺乏现代化的户籍数据管理体系，所以不得而知。据我所知，至少有两位存仁先生名垂青史。

一位是天聪五年（1631年）十月，皇太极发起大凌河之战围城两月后，被迫投降的明朝副将张存仁，后来张存仁受到重用，做过建置在六部之上的都察院首任负责人。

崇德元年（1636年），他受命组建都察院时，曾有两句名言——

一是“如果我正直，那么后世必定有比我更正直的；如果我邪佞，那么后世必定有比我更邪佞的”，这是他做人、为官、执法的基本底线。

二是“如果我做事畏首畏尾、苟且塞责，就以负君之罪杀我；如果我假公济私、瞻顾情面，就以欺君之罪杀我；如果我贪财受贿、私家利己，就以贪婪之罪杀我”，这是他挺身而出、严于律己的政治规矩。

后来，张存仁又做了闽浙总督，治理东南，成绩不俗。顺治六年（1649年）八月，已被朝廷批准病休的张存仁，又被起用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，总督直隶、山东、河南三行省，巡抚保定诸府，提督紫金诸关，兼领海防。

他在这次总督畿辅重地的任上，遇到朝廷命令总督、巡抚和按察使考核官员文化水平。

朝廷要进行官员的文化水平评估，但他反其道而行之，强调在廉政操守上优异者可加分。

他规定：清廉的干吏只要有文化的都注明上报，而那些不清廉的庸官文化水平再好也要排在后面。评估人员费解。张存仁说：“我武臣也，上命我校文，我第考实，文有伪，实难欺也。况诸守令多从龙之士，未尝教之，遽以文艺校短长，不寒廉能吏心乎？”行伍出身且富于计略的他，自定了一个新标准：考察执政的工作实绩，而不要文采飞扬的修饰。他认为文化水平可以造假，但工作实绩不能作伪。何况各府县的官吏大多都是拼军功而出任官员的，没有接受过专业系统的文化教育训练。如果仅凭文才论高低，那就会使廉能的官吏寒心。

这位张存仁是一个实干主义者，强调官员务实，而不能文过饰非。所以，《清史稿》本传有云：“张存仁通达公方，洞达政本。”虽然不是对他盖棺论定，但也是给了公允评传。

遗憾的是，他是明朝投降过来的将军，虽政绩显著，不负存仁于世的美名，但却摆脱不了名列乾隆公布的贰臣榜的命运。

另一位名唤存仁者，是乾隆时期的清官叶存仁。

叶存仁生于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年），江夏（今武昌）人，曾长期从事地方河道管理工作。

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正月，刑部右侍郎叶存仁受命代理河南巡抚。不久，乾隆选调他至湖北，联手刑部侍郎阿求阿审定了归州（今秭归）著名的纵盗冤良案。二人会勘此案，功劳不小。当年十一月，河东河道总督张师载病逝，乾隆下旨，调叶存仁改督河东。这也是对叶存仁不畏强权查贪腐、开河筑坝治水利的奖赏。

就在他连夜离开河南，乘船赴任时，河道上赶来一艘船。叶存仁趁夜而行，就是怕惊扰了老部下。谁知这些人还是赶来，送来了一些礼品。部下们美其名曰，聊表心意，恭祝叶巡抚荣升为叶总督。

送别之情不好拂，但送行之礼不能收。哪怕是舟行河中，月夜寂静，可避人耳目，可掩盖隐恶，却回避掩饰不了自己的良心。叶存仁心生感慨，赋诗一首：“月白风清夜半时，扁舟相送故迟迟。感君情重还君赠，不畏人知畏己知。”

好一句“不畏人知畏己知”！自己都容不下收受重礼的恶劣行为，又何须别人来说自己不清白。这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们做人处世、行事为官的一种境界和操守。叶存仁不用严词拒绝，诗中已表明了他头顶三尺有神明、廉洁人生不受贿的态度，使送礼者们自然不好再强求。

“君子慎其独”，君子追寻的是“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”的“慎独”精神。叶存仁表现了一位身历官场三十余年的老清官的洁身自爱、严于律己。这样的廉政风范，必然是长期坚守的清官活法，而不是孤芳自赏的巧官标榜。

孔子有云：“不患人之不己知，患不知人也。”叶存仁宦途沉浮，但他的功过是非，他的治绩能力，他的职业操守，已然是历史的一道无法抹去的亮点。

遗憾的是，叶存仁总督河东，仅半年就病逝任上。《清史稿》之类官修正史，只是零星留其姓名、注其履历、载其史记，却疏于对他有一个较为详实的史料记载，导致地方典籍所载他所留下的一首即兴发挥的小诗更加出名。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八字，却有很重的分量，就如清初张存仁走马上任的两条规矩，可为殷鉴。单是那一句“不畏人知畏己知”，就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代清官的廉洁律己。

君子之仁，正者为大，存于天地之间，存于流芳史册。

虽然都是清朝的封疆大吏，叶存仁的名气不及张存仁煊赫，不能像张存仁那样获赐五省祭祀，但仅凭一句“不畏人知畏己知”，照样可以成为无数人的榜样。